引言
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事關制造強國戰略，同時也與“數字中國”建設同頻共振，得到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我國為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營造了怎樣的制度軟環境？研究院對中央級政策進行梳理，發現有三大亮點值得關注。
我國對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關注隨著“中國制造2025”政策的出臺逐漸加強：《中國制造2025》里明確提出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推進兩化融合、主攻智能制造。這一主題在“十四五”期間上升為國家戰略：《十四五規劃》中專辟第五篇論述“以數字化轉型整體驅動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隨后幾年中，國務院或相關部委陸續出臺支持政策，總計不下20項，平均每年不少于三項，其中2015-2017年和2020年是兩個小高潮。這充分體現了政策層面對制造業舉足輕重地位的確認，以及國家對數字化轉型的迫切要求。
不難看出，相關政策體系主要沿兩條主線布局：
一是“中國制造2025”及圍繞它的相關制造業政策（如《產業關鍵共性技術》、《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制造業三年行動計劃》、《加快培育發展制造業優質企業》等），其中，數字化轉型為主要發力方向之一，強調結合數字化思維、手段和平臺提升制造業水平；
二是針對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數字中國”政策（包括《促進大數據發展》、《“互聯網+”指導意見》、《新一代人工智能》、《上云用數賦智》等）。這些政策無一例外強調數字化新技術應助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探索新增長模式，營造新經濟業態。
通觀相關政策，有三個亮點值得關注：
一、強調攻關共性技術，夯實產業“基礎設施”
產業共性技術具有通用性、關聯性、系統性、開放性等特點，是產業發展的“基礎設施”，未自主掌握產業共性技術已成為制約我國制造業核心競爭力提升的一大瓶頸。我國重視以“共性技術”的突破帶動全行業整體提升。《中國制造2025》就已提出“突破一批重點領域關鍵共性技術，促進制造業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走創新驅動的發展道路”，強調要攻克“對產業競爭力整體提升有全局性影響的、帶動性強的”關鍵共性技術。工信部隨后發布了一版《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發展指南（2015）》，梳理出多項數字化智能化研發、制造、管理方面需要發力的共性技術。
后續政策幾乎無一例外地強調共性技術在制造業轉型升級中的基礎性角色。《上云用數賦智》強調共性技術是數字化轉型的基石，要加大對共性平臺、共性方案的支持，鼓勵相關技術和平臺的開源共享；《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要求通過聯合攻關、產業合作、并購重組等方式，圍繞企業實際應用場景，加速突破先進傳感、新型網絡、大數據分析等數字化共性技術。
一些專項規劃進一步細分了共性技術，如《“互聯網+”指導意見》中羅列了時間敏感網絡、低功耗工業無線網絡、軟件定義網絡、IPv6等核心技術作為“關鍵共性技術”攻關，還提出加快建立統一、綜合、開放的工業互聯網標準體系，制定一批總體性、基礎共性標準，為數字化轉型創造制度平臺?！度斯ぶ悄芤巹潯分悬c明知識計算引擎與知識服務、跨媒體分析推理、群體智能、自主無人系統等為該領域迫切需要部署研究的“關鍵共性技術體系”?！洞龠M服務型制造業發展》亦要求加強工業基礎設計方面關鍵共性技術開發和產業集群共性制造需求的突破。
二、強調營造大中小企業聯動的產業生態，賦能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是關系科技進步、民生改善和社會穩定的重大戰略任務。數字化開放性、普惠性的特點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了大中小企業“平權”，是中小企業乘勢突破的重要契機。相關的轉型政策主要強調三個方向：
1.大企業要帶動中小企業，聯動發展、轉型；
2.為中小企業轉型創造各種軟環境；
3.著力培育“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或“小巨人”企業。
《中國制造2025》即提出通過互聯網與制造業的融合“建立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開放型產業生態體系”，要求完善中小微企業政策、促進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多種合作方式，實現聯動發展提升；《“十三五”先進制造領域科技創新》提出加快培育產業鏈生態，讓龍頭企業示范帶動中小企業集群；六部委聯合發布的《加快培育發展制造業優質企業》也鼓勵領航企業與中小企業建立穩定合作關系，打造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生態、建設先進制造業集群等。
政策還要求相關資源適當向中小企業傾斜、促進各類服務要素向中小企業的需求集聚和對接、打造轉型所需的公共服務平臺。如《上云用數賦智》中鼓勵各類平臺、社區、第三方機構向廣大中小微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所需的開發工具及公共性服務；《“互聯網+”指導意見》里明確強調“鼓勵國家創新平臺向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在線開放”；《深化“互聯網+先進制造業”指導意見》中要求加快中小企業的工業互聯網應用普及，鼓勵中小企業充分運用數字化、網絡化手段提升運營水平。
“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概念在2012年被第一次提出，2021年7進入政治局會議議程。財政部與工業和信息化部于2021年1月下發了《關于支持“專精特新”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通知》，指明要促進這些企業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改造，業務系統向云端遷移，并通過工業設計促進提品質和創品牌”。其他政策也對此頻繁印證，如《加快培育發展制造業優質企業》中指出要“健全梯度培育工作機制，引導‘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成長為國內市場領先的‘小巨人’企業”?！吨行∑髽I數字化賦能》要求將中小企業數字化改造升級納入‘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培育體系等。
三、賦予數字化轉型抵抗危機的新意義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發給制造業等實體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導致大范圍停工停產和復工延遲，全國制造業直到第二年一季度末才總體恢復到疫情前水平。之后，各地不定期的散發疫情也為相關地區的生產活動帶來不利影響。面對疫情，2020年2月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首次指出，雖然傳統行業受沖擊較大，但智能制造等新興產業展現出極大韌性，并要求以此為契機推動傳統產業向數字化、智能化方向升級。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次月出臺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賦能專項行動方案》及時地也是第一次要求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助力中小企業疫情防控、復工復產和可持續發展”。當年四月提出的“上云用數賦智”行動同樣明確地使用了“充分發揮技術創新和賦能作用，抗擊疫情影響，做好‘六穩’工作”這樣的措辭。
在疫情之前，政策對數字化轉型的定位僅限于提升企業效能與行業水平，不涉及應對外部環境動蕩。如2017年《制造業三年行動計劃》中認為其意義仍在于推動數字化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突破制造業重點領域關鍵技術產業化，以及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等，未涉及應對外部危機。但疫情導致的人員活動限制和供應鏈受阻對傳統制造業影響尤甚，國家迫切意識到數字化轉型在傳統制造業提升韌性、應對疫情這一維度上的意義，并立即反映在政策中。隨后，這一意義被逐漸上升到抵御風險（指社會經濟環境方面的風險，非企業自身經營中的風險）。在當年九月的《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中，兩化融合便首次被賦予了增強國有企業“抗風險能力”的作用?！都涌炫嘤l展制造業優質企業》中也包含引導企業數字化智能化發展的要求，并表示這樣做是“防范化解風險隱患”的迫切需要。
經過多年積累和迭代，我國圍繞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已從無到有逐漸充實，從行業與技術兩個方向進行高層次戰略謀劃與體系支撐，為企業的相關動作提供了越發充實的政策支撐與指引。